一级市场活水在哪儿

见证创投行业变迁，由清科创业、投资界联合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大会于7月3-4日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资本掌舵者，共叙行业趋势，透视中国LP市场最新动态，探寻新周期下的创投之路。

本场《活水在哪儿》高端对话，由中国国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联席首席投资官廖俊霞主持，对话嘉宾为:

弘毅投资总裁 曹永刚

中信金石投资董事兼总经理 常军胜

广州金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成

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新建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许业荣

以下为对话实录，

经投资界编辑:

廖俊霞:这场论坛很准时，充分体现了GP和LP的契约精神。下面请各位嘉宾做自我介绍。

曹永刚:我来自弘毅投资，一个纯粹的市场化机构。其他几位都是地方引导基金的出资人，这是我最紧张的一场论坛，表现不好，以后再找各位融资的时候压力就更大了。

常军胜:我来自中信金石投资。我们是市场化的GP，也希望未来能成为LP。以前我们是直投基金为主，近期也陆续设立了几支母基金，就变成了LP。不过先要募资，先作为GP，然后再选创投机构。

我们过去主要是PE投资，过往几年在市场保持了较高的投资，VC和PE的投资在近百亿的水平。现在我们要从PE往创投机构转型，我们希望做一个母基金的形式，交给更市场化的创投机构来做直投。用这种方式有效实现了各有所长，共同促进生态链的发展。

黄成:我来自广州金控集团，我们即是LP，也是GP。LP方面，我们现在管着广州市两支政府引导基金，还有集团专门设立的广州天使母基金。现在整个母基金这一块，同意合作机构是189家，实缴是64家，所有基金规模320亿，实缴46亿。

直投基金方面，我们是市场化GP，一共主动管了36支基金，其中13支是盲持基金，实缴规模306亿。

李新建:我们是深圳天使投资基金，现在管理了深圳两支早期基金，一支是20亿的种子母基金，只投科技成果转化首轮项目；一支是100亿的天使母基金。

另外，我们也把深圳模式做了一些试点，管理了河南郑州中原科技城10亿的科创母基金，还在海南自贸港有一支5亿的科创母基金，希望跟大家有更多的合作。

许业荣:上海国投公司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服通过市国资委出资100亿成立的国有投资运营平台之一。上海市有三家国有投资运营平台公司，去年市委市政府通过了联合重组方案，明确上海国投的使命就是创新孵化+基金管理，围绕这个新使命和新职责，现在国投叫2.0版，构建了六大母基金、天使基金、S基金、并购基金等融在一起形成基金的矩阵，全方位服务上海的科创建设。

廖俊霞:只做出资人，这是大家最喜欢的LP。

国新基金是中国国新旗下做基金管理的统一运作平台。通过过去十年的探索，目前国新形成了以国方投基金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基金，还有产业基金系列化的布局。目前国新基金总共管理的认缴规模是2600亿，过去投了超过300个项目，已经出资大概1200亿的规模。我们既有直投，目前也正在筹设新的母基金，既是GP，也是LP。

接下来探讨的也是市场当中大家最为关注的话题。上一个投票是处处难，首先是募资难，在座的既有GP，也有LP，还有母基金。今年市场上的钱都去了哪里？可以从募资上看，也可以从投资上看，活水都流到哪里去了？

曹永刚:募资难是近几年大家经常说的一个话题，我觉得要辩证来看，市场的钱变多了，还是变少了，首先是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原来的出资人和今天主要的基金出资方构成发生了变化，但是从总量上未见得变少了。我们知道各位手上有大量的钱希望通过市场化的力量，或者方方面面好的投资人布局到好的项目中去，这个需求是很旺盛的。

之所以大家近几年普遍感觉融资难，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大家习惯的融资方式和给投资人提供服务的这套打法，和今天的出资人诉求不匹配。我们作为GP，作为管钱的力量，手上的金刚钻不够强，不够硬，去拿这个钱的时候，手就抖，然后展现出来无论是历史业绩，还是打法、策略、团队的核心能力等等，和现在投资人特别是地方引导基金所要求的能力不完全匹配，导致很多钱想配置却配不出去。而一个真正负责任的管理人伸手向机构接钱时，你也会抖，最后导致两边没有办法结合，所以形成了融资难的困境。

本身投资行业和基金管理行业都是高挑战性，高度智力密集型，不仅要有丰富的经验，手上有很强的组织调动资源的能力，同时还要特别辛苦的一个行业。金融行业即使经历了这两年的降薪和降费，仍然是高收入的领域，作为从业者必须具备应对各种各样复杂困难环境的能力。

我们服务美元投资人的时候，只要能讲好中国故事，在某个领域有一些研究，经济都是两位数的增长，在任何行业回报都还可以，各种主观、客观和偶然的因素叠加在一起，你踩中一个风口就起来了。大家都认为只要进入这个行业就能挣钱，就能挣大钱，所以蜂拥而入，管理的方式只要把钱拿到，跟创业者谈就把钱放进去，等着收结果就可以了，把这种模式当成基金行业的常态，或者一个正常状态，本身就是把这个行业的水准、能力拉低的一个过程，今天无非是修复到正常的一个水平。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天然的本质是需要服务好服务的对象，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讲，你服务的对象首先是出资人，就像你开一个餐馆，是开一个五星级的米其林餐厅，还是开一个早餐摊子，你服务的客户是不一样的，他的诉求是不同的，一定要根据你服务的对象去调整你的能力。只有把这些能力都具备了，你才能更好地得到出资人的信任，也能更容易拿到钱。

下半年大家普遍认为是更好的，我也认为是更好的，现在确实有很多钱等在那，希望有人帮他管好，给它一定的确定性，保证有好的回报。实际上大家对回报的预期都已经降低了，以前认为一个基金如果不是IRR25%，基金没有5、10的回报，这个基金就不是一个好基金。现在所有投资人对回报的预期都有所降低，其实是给了基金管理人更多的空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难和不难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主要是要看自己的本事有多大。

廖俊霞:曹总的意思是说这个市场上活水还是有的，关键得有金刚钻，才能揽到活水的瓷器活。金石是市场上非常著名的直投机构，是不是从GP和LP两个方面看一下活水都流到了哪里？

常军胜:今天是基金合伙人大会，大多数是GP，同时也有LP，大家说行业面临的困难，募资、投资和退出，这些困难是客观存在的。本质上讲，我们要跳出来看，实际上投资难是最核心的，不是难，而是投资机会少。热点领域估值拉得比较高，很多领域在持续衰退，大家不敢出手，这是整个投资界面临的一个基本的现实。

如果把资金比作水，应该说中国的水位是不低的，为什么？从银行的角度来看，过去银行主要的职能是找存款，但现在跟任何一个银行交流，存款是不缺的，钱放不出去，所以水是不少的，水位是很高的。从利率市场来看，目前主要的经济体中，我们的利率水平目前比日本略高一点，我们是最低的。那就说明钱多，投资机会少。所以水位是很高的，现在中国是资本过剩的时代，这是改革开放几十年财富积累的结果，国内的资金是有的，钱在金融机构里面转，找不到机会。

水位很高，但是我们感觉募资难，因为这是一个死水位，不是活水。水位被一个厚厚的堤坝给拦起来了，这个堤坝可能是风险偏好和预期的问题，大家不敢把钱用于投资，所以堤坝垒起来之后，很多水形成不了涓涓溪流，形成不了长江和黄河奔腾的局面，水在天上而拿不到，难就在这儿。破解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要重塑新的投资生态，要逐步消除大家对风险的恐惧，有一些是GP苦练内功所要做的，有一些是外部环境要改善的。

整个资金在金融系统里打转，不愿意到实体经济来，也不会交给专业机构去投实体经济，这是大形势的反映。所以，我们希望国家支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政策，能够有效地，或者针对性地解决退出问题。最核心的是财税政策，就是你得对实体经济减税让利。目前的税收环境，名义上税率没有提高，但是税收征管是非常严的，大家做实体经济感觉没钱可赚，没有人愿意扩大再生产，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其次，投资机构的风控和研究能力，内功也要提升，我们得让资金赚到钱，他才愿意打开一道闸门，水位才能慢慢往外流。新的引导基金组建了，这肯定是新的活水，他们也会努力地去投。问题是以前的LP去哪了？没有人不让他做LP了，原因在于他们受到伤害了，不敢出钱了。不是说国资取代了谁，LP之间是没有竞争的，谁愿意出钱都行，原有的LP没有之后，被迫需要新的机构去补充，这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所以不要说现在为什么是国资LP，其他的资金都没了，没有的原因很多，一部分是沉淀在过往的投资项目中，没有回报了，自身没有挣钱效应了，剩下的钱也不出了。

廖俊霞:常总说出了行业里面最大的挑战，活水来不来，是前面有一个堤坝给拦住了，这个堤坝跟过去的大环境也相关，跟过去投了非常多的资产，瘀在那里没有退出，形成堰塞湖相关，这是未来活水能不能来的关键——能不能形成一个好的正向的循环。

黄总投了这么多基金和GP，从过往的总结来看，接下来您愿意进一步支持的是什么样的基金和GP？

黄成:我分享几个数据，我本身也是GP，今年组了三支基金，有两支是AIC基金，所有的AIC我们都谈过，落地了两支，一个是农银，一个是交银，限制是在出资的上限，我们也有出资的上限，还有一起去募，还有40%的市场化。从去年到现在，落了两支，另外还有一个市场化的基金，上半年到现在已经组了三支基金，实缴规模是8.47亿，跟业内动不动就是100亿相比，我们是很小的。

整个过程，现在市场里面的国资占比确实是越来越高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有的还没有上市，就想着往CVC方向走，直接找GP来做财务投资的上市公司越来越少了，这是第一。

第二，传统的高净值人群大部分还在交学费当中，出不来，还有一部分现在沟通得比较多了，现在GP也有同质化的倾向，很多时候如果说有好的项目可以合作，但是要做盲池，基本上很难。有一种趋势他们先组盲池是比较流行的。从GP的角度来分析，我们观察到这些市场的变化。

从LP的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总共合作了有64支子基金，国资占比在两三年之前是在55%以下，24、25年国资占比已经到了75%以上，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现在同意合作了，跟能够实缴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怎么样实现社会资本的募资，可能是目前GP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也是业内比较突出的情况，子基金是三年的投资期或者四年的投资期，现在一年能够投到准规模20%的基金极少，按四年投资期来讲，一年要投25%，四年才能投完，现在能投到20%的很少，两年内投到40%也很少。实际上基金组起来以后，能投到实际项目的比例也不多，这也是这两年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现在我们的母基金策略也会做一些调整，新设的子基金可能会更倾向于分期拨款，项目到一定的进度以后，才会出下一轮的出资。这是我们的变化情况。

廖俊霞:从黄总作为LP的角度，明显能看到市场上不仅募资难，而且投资也难，投资进度很多都是不达预期的。这和过往市场比较热的时候，一年就投完三年的钱，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们最近也看到清科数据，在早期投资的比例，去年比前年上升了7%，占到了22%，前年是15%。深圳天使基金很早开始投早投小，非常明确支持天使基金。请李总分享一下深圳天使通过这几年的积累，看到的市场上的一些变化，以及你们支持的天使基金，现在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李新建:我的观察可能更关注早期，所以不一定代表整个行业，募资难的观点我完全赞同曹总的观点，募资难不难确实要分不同的层面来考虑。

第一，GP的质量。在座的优秀的GP我觉得不愁募资，张键在，大家可以去看看深创投这两年成立基金是非常多的，所以不会募资难。优秀的GP真正能给LP带来回报的，募资不难。但是确实在整个市场体系中，有些GP募资会碰到很大的问题。这是从GP质量维度来看。

第二，我觉得跟LP的结构也有关系。现在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LP占到了八成，甚至更高。去年有两次国常会都提到了这个问题，国资和政府出资的占比过高，对社会化资本真正的活水会产生挤出效应。这个挤出效应很明显，因为大国资LP的诉求跟社会资本要求投资回报的诉求是不完全匹配的。现在市里的种子基金可以出到50%，同时要求区级基金要出到30%，种子基金可以出到80%，很多GP希望政府基金能不能出少一点？说明LP结构里面，大LP或者国资GP所要求的比如说招商引资，产业培育，这些要求跟投资还是有一定的冲突，要么是全国资了，还要找到一个相匹配的国资才能合作下去，现在很多国资真的是成国资了，不同的国资都一起出，要满足各个地方的返投要求。

如果只有20、30%的进来，社会资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怎么去满足社会资本进入，这些社会资本虽然减少了，但不是没有的，投资欲望和投资需求还是有的，怎么样把国资LP和社会资本真正的活水能够融合起来，把不要或者特殊需求少一点的LP参与到基金里面，才能真正让创投回归本原，真正为LP带来更高的回报，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才能为国家的产业带来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深圳天使母基金基本上就没有诉求，只要投早投小投科技这个满足了，不派投委，不要返投。

我也跟大家汇报深圳的种子基金和天使基金全部取消返投，GP要落也全面取消。这个逻辑就是让政府引导基金的资金和社会资本这些活水投资的逻辑相吻合。对于政府来讲，并不是返投就不要了，而是政府要通过你的产业资源，上下游产业的布局，和相应的产业服务能力，和营商环境来吸引实体经济，而不是通过资金非要你投这些企业。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深圳虽然在创投行业发展是靠前的，但不是深圳所有的行业在全国是领先的，GP只能在本地去选项目，本地优秀项目并不代表是全国的优秀项目。所以希望GP能够投资全国，甚至全球更优秀的项目，后续我们也服务GP，如果深圳营商环境和产业配置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好的帮助，我们再帮助他们引进来，当然还有激励，我们的回购，引进的让利都会在后端来体现对GP的支持。

廖俊霞:这是今天听到的特别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家经常听到有行业里面的政策非常担心全国各地开始跟进，但是深圳的天使政策特别希望全国各地纷纷跟进，而且早日跟进，让资金回归到行业的本质中去。

接下来有请许总，上海国投三大先导基金发行了公告，而且遴选了不少优秀的GP，也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目标GP是什么样的，我们想把活水流到哪里？

许业荣:现在我们底下有若干支母基金，之前跟市发改委领导也讨论过，对政府出资的基金来讲，我们用母基金的形式还是用产业直投的形式可以更加带动整个社会的投资，对我们来讲不是单纯的财务回报的问题。

我们作为投资机构，既能发现这些好的资产包，同时能够把资产负债表左边和右边有效链接起来，其实这个水就活了。如果中间是断的，这个水肯定活不了。现在大家之所以讨论募资难，最核心的是IPO路堵了，如果仅仅把IPO作为退出的唯一途径，那肯定没有活水了。如果我们放开一点视野，从整个生态角度去看，我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还是具有生命力的。

廖俊霞:许总说要把眼光放得更开放，放得更长远，然后打造优秀的资产。

前面主持人讲到有一个小的投票，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的具体题目和投票的结果——行至当下，GP管理费要和业绩挂钩吗？绝大多数写的还是要，占43.8%；双方坐下来谈的是39.6%；选不要占16.7%，这个结果稍微比较有意思。

常军胜:降费这几年之所以成为市场当中热点的问题，主要是公募引进的，公募过往三年业绩持续下滑，中小基民损失累累，但是整个公募收费偏高，导致公募基金的收入偏高，这个矛盾成为一个焦点。在公募机构里，管理人和基民之间是不对等的，基民并没有参与收费的谈判地位，所以导致了大家的分歧。

对私募而言，这个话题实际上不重要，所有的私募机构去募资，LP是很强势的，每个基金的收费都是LP和GP协商的结果，基金怎么收费，LP会根据自己的诉求，或者自己的要求，完成诉求的难易程度，每个机构都是协商的。以前的基金都有浮动的，也有奖励的，在私募领域内，政府这只手不应该去干预。

第二，大家都是协商的，相对于基金的收益而言，管理费占比是很低的，降低0.1、0.2个点，和LP的回报比起来，6、8%比起来都是差十倍，甚至更高。如果基金的组建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收费标准浮动上，或者高低上，有点舍本逐末了。核心的是GP是要提高整个基金的收益，这才是关键点。这里面是一个市场淘汰机制的问题，我们在组建任何一个基金时，前期都不会把收费作为主要的标准，但是先尽调，看业绩，最后成立的时候，双方协调和谈判。作为LP总是想压压价，GP总是抬一抬，双方都是友好地协商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廖俊霞:管理费也好，分红也好，实际上还是一个价格，这个价格还是由供需双方来决定的，所以还是以双方的沟通为主。曹总从GP的角度，在当下的市场环境，应该怎么去改进投资的方式，怎么样给LP交出更好的结果？

曹永刚:这个话题是出资人对管理人的激励机制和结构设计的问题。过去行业通行的做法，2%的管理费，20%的分红，管理费是按照认缴，基金设立的那一天就旱涝保收，不管有没有项目投出去，投资人就认为你的管理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开始去调研，筛选项目，可能半年的时间一个项目都没有投，但是这些人要在市场上跑来跑去，所以为了让这些人没有后顾之忧，安心地去做，所以给了这样一个设置。

过去的结构下，激励主要是和分红的方式来挂钩，管得好才有钱分，管不好，如果你的回报没有到门槛收益率，这十年就白干了。而且还有一个更严格的机制，白拿了人家的管理费，这十年还有工资，好像也还挺光鲜亮丽，坐着公务舱，住着五星级酒店，也是享了十年的福。但你做得不好，以后这个市场上就不会有任何人再给你钱，你就被这个市场淘汰了。

过去激励机制这么设计有它的合理性。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如果就泛泛地说一个管理人他的业绩是不是应该跟他的收费挂钩，我认为无论是投资人也好，还是有责任心和荣誉感的管理人都应该挂钩。

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既要让马儿跑，也要给它一定的草，也不能变成这个草给得过度激励。前一段时间在中基协内部讨论，比较防微杜渐地形成一个负向激励的效仿机制，这样一个政策收紧了一点，各地争相效仿，如果不按照这个做，你的管理好像不严格，对管理的资金好像不负责任。由于每个特殊个别的原因，这就变成了负向的螺旋，变得越来越紧，最后搞的这个行业没钱赚，或者是很微利，会有一个人才的挤出效应。以前很多优秀的人选择先做做金融，做做投行，做做投资，慢慢挤压效应以后，也会对整个行业能力水平、人才素质有一个负向的挤压。

所以我觉得最终是一个平衡，最好的机制就是GP和LP坐下来，大家用一个双向选择的方式来议定，而不是这个门槛是国家制定，或者某一个地方政府一刀切的作用。

常军胜:我作为一个GP要建立一套研发体系，业务开发的体系，以及风控体系，在我管理规模500亿的时候，固定收费和成本是持平的，固定收费真的不高。

廖俊霞:谢谢常总的补充，确实有相当多的行业固定成本在，我们要高质量运营一支基金，还是需要有相当的管理费用的支出。接下来有请黄总，谈一谈广州金控在这一方面的做法。

黄成:我们的做法，其实管理费天然是要跟业绩挂钩的，因为从整个业务的设计来讲，我们认为管理人主要的收入是后端的分红，而不是前端的管理费。

我们现在执行的还是按实缴2%的标准来作为管理费，到退出期以后，我们是按存量管理那一部分来计算管理费，我们认为还是比较合理的。当然还有一点，这个行业的一个特征是，现在国内GP普遍规模偏小，如果按现在2%的管理规模来算，这个团队日常运营费用大部分是不能覆盖，还要靠分红。如果没有好的良性地退出，可能这个行业以后会越来越困难。如果单纯从基础的管理费来调节，我们觉得是不太现实的。

廖俊霞:只有能够挣到分红的机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也是看到行业里面越来越多的机构退出的原因。

天使基金大部分规模都很小，可能很多管理费是不是都很难覆盖基金的运营成本，李总您投的这些天使基金，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

李新建:基金规模小，管理费用比较低，很难去要求GP有一个完整的团队，特别是早期投资，还要有更重的投后服务。

刚才这个调研如果是我来选，我会选择第二个答案。理由有两个，既要马儿跑，肯定要给草，问题是先给还是后给？是让马吃饱了跑得更快，还是说先饿着肚子跑，跑到最后谁快的给谁草吃？吃饱了的马和没有吃饱的马，谁跑得更快呢？这是第一个逻辑。

第二个逻辑，我们的基金管理是一个资产委托管理的概念，是因为LP没有这个投资能力，但他有投资需求，所以我要找专业的投资机构，去找更好的项目，去产生更好的回报。你要找专业的投资机构，让专业的投资机构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目的是专业的投资机构要有足够的投入，才能给你带来更高的回报。你的管理费就是它的基础投入，如果基础投入不足，显然不会给你带来更好的项目，带不来更好的回报，这是舍本逐末的事，这个度是可以谈的。

以前大家都知道美元基金都是按认缴来付管理费，为什么？因为管100亿就要有100亿的投入，而不是说现在只管了10亿，只给你10亿的钱，10亿的钱能管100亿的基金吗？你的研发体系，你的团队都得要投入，这个投入谁来投？先给我投出来了，达到效果才给管理费，这就是让空着肚子的马先跑的逻辑。

第三，GP和LP的合作，创投我不认为是金融，不认为是资金融通，现在很多的GP为什么说募资难，是因为我到处去集资，把这个钱募到了才可以去投，不是的，这是一种信托，信用的委托。国外很多的基金大部分的优秀管理人都是有固定的投资伙伴，有基石投资，对你有长期的信用。不应该跟LP是一笔生意，而应该是一种长期的信任关系。LP通过专业的投资机构有一个长期的投资逻辑，给他带来回报，包括给政府引导基金带来什么样的产业，就是有长期的优秀机构去给你提供服务。刚才在聊的时候，说分红和管理费应该分开出来，前面的管理费是基于本位的逻辑。

廖俊霞:李总说出了很多市场化GP的心声。接下来有请许总，上海国投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样的实践和要求？

许业荣: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讲比较难回答，因为一方面国资也给我们钱，我们帮国资在管母基金，同时我们也投资，要跟上面谈管理费，跟下面也要谈管理费，这是一个道理，不方便评价。至少从上海国投自身的体验角度来讲，最近特别推崇一部电影《美丽心灵》，为什么推荐看这部电影？因为《美丽心灵》讲的是博弈论的故事，里面有一句话，博弈论最核心的就是组织以及组织里面的每个个人，如果能设计一套机制让大家的目标一致，那么这个组织利益是最大化的。

所以，管理费的高低也好，分红的高低也好，实际上是一个机制的要素，如果能够实现比较好的机制，减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不管是出资方，还是投资方，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博弈机制的讨论。

对于国投公司来讲，我们是上海国资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内部明确讲到承担的是战略使命和功能使命，有些东西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该好好干就干。讨论资金成本的问题，比如说100亿或者10亿，能不能覆盖运营的成本？这次我去丹麦诺和诺德，看他们的孵化器，作为一个医药公司愿意成立一个基金，然后去支持他所孵化的项目，前期投了大量的成本，一栋楼允许创业公司去租一个办公室去用，用极低的成本去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CVC基金，他愿意去花这个成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觉得诺和诺德也承担了丹麦政府当地的职能，对于在座的基金公司来讲，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愿不愿意让你公司的使命和你地方政府的使命捆绑在一起，围绕地方政府的要求去做地方政府希望推动的，比如说上海现在打造科创中心向科创高地的转变，推动技术密度、产业密度、资金密度、人才密度在上海的高度聚集，我们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但有些成本是应该不去考虑分红的问题，只能说大量地在前面堆这些东西。

廖俊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所以这还是充分必要的。

市场上活水在哪儿？这确实对于GP和LP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募投管退各个环节都存在挑战，但是在市场艰难的环境下，大家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所以我们还是要一起知难而上，抱团取暖，做难而正确的事情。